一种新科技改变整个社会，多数人享受其便利而往往习焉不察。过去三十年，可以说信息沟通方式之巨变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改变最大的一项。但只有把一个人或一群人放置在时间轴上进行前后比较，才能察觉到短短三十年内的这种巨变，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毫不为过。

“马上相逢无纸笔 凭君传语报平安”，捎口信是古老的通信方式

我的母亲有兄弟姊妹七人，她最大。现在算上第三代是一个有着五十多人的大家族，分布在6个省区和国外。

今年12月上旬某日，是我母亲74岁生日。我的父亲于年初故去，她随我住在北京。我最小的姨妈建了一个家族微信群，把三十多个家族成员拉进群里。母亲生日前两天，大舅下指示，要求我好好给母亲过个生日，而且建议群里的人在老太太生日那天晚餐时进群祝福。

母亲生日那天晚上6点，我准时登录微信的家族微信群，直播老寿星切蛋糕，我的儿子为奶奶唱生日歌。而群里的几位舅舅、姨妈和我的哥哥嫂子、姐夫姐姐、弟弟弟媳、侄女侄子外甥和众多的表弟表妹，包括远在澳大利亚的表弟一家人，纷纷在群里祝福老太太。老太太看着微信群里那些亲人的视频，脸上乐开了花。

在此之前，母亲以为打电话给舅舅、姨妈们聊天，就是很方便的通信方式了。

为母亲祝寿，我们很自然想起了已故去多年外公。外公是一个勤俭到极致的湘中农民，在1986年阴历年的前一个月，突然脑溢血倒地，在医院救治了两周后，拉回老宅，于一个傍晚故去。

外公患病期间，母亲多日在娘家照料外公，那天看到外公的神色好了很多，便回家做一些家务，两地相距8华里。我当时读高中，刚放寒假回到村里。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接到外公丧报的情形：

母亲站在屋前的阶檐下忙碌，突然看到从东方——也就是外公家的方位由远而近亮着两束手电光，她心有所感，说：坏了，坏了，可能是你外公不行了。

果然，从山间小道上走来的是两个位堂舅，告诉我的母亲，外公走了。大哭的母亲马上简单地收拾一下，带着我和弟弟往外公家奔丧，并让村里人帮忙去我父亲工作的乡卫生院报信。

这就是三十年前中国乡村普遍的通信方式：专人送口信。

在那时的中国乡村，书信是另一种信息沟通方式，但那必定是有亲友在遥远的异乡读书、当兵或工作，而且乡间的邮递员来一趟村里，常常要十天半个月，一封书信从寄信者到村里人的手中，走一个月是很正常的事。本乡本土的通信，几乎都是靠捎口信。

我高中交情最深的一位同学父亲是邮电所的邮递员，在乡间享有巨大的威望。多年后我看刘烨主演的《那山那人那狗》——这部电影外景地便是在我的故乡邵阳市下属的一个县，感叹当年乡间邮路的艰难，想起了我那位同学做乡邮员的父亲。

在我读中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接到一封书信会带来过节一样的惊喜。一般乡村人家的孩子，如果亲戚都是农民，那一年到头几乎收不到一封信。而我常能收到当军官的大舅和读军校的兄长写来的书信，很令同学艳羡。他们在信中谆谆教导，勉励我发奋读书考学，步他们的后尘去城里工作，摆脱当农民的命运。

除了慢悠悠的书信，那时碰到急事给远在外地的亲人报信，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拍电报。一封平信的邮资是8分钱，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邮局拍电报，包括收电报人地址在内，我记得一个字需要2毛钱（记忆未必准确），这对农村人来说，是绝对的奢侈消费。所以填写电报稿时，为了省钱，尽量言简意赅，如“父病速归”“母乘某次某日到某火车站请接”云云。

“文革”时期的电报封套

至今还在流传的一个段子，就发生在电报时代。我记得似乎是1994年左右《北京青年报》刊登的一篇报道，说河北邯郸下辖的武安市，因为煤、铁等矿产丰富，产生了许多有钱的矿老板，他们在娱乐场所出手大方。几位在当地谋生的小姐到邮电所给老家的姐妹拍电报：“此地人傻钱多速来”。如果那些小姐生活在微信时代，还这样私密的话怎么可能让邮局工作人员知晓？

电报稿

除书信、电报外，电话更是奢侈品，一个县的电话拥有量超过不了一百，而且是那些老式摇把电话而非程控电话。每个县一个总机，县委书记找财政局长，呼叫总机让接线员接通财政局的电话。要给外地打长途电话那就非得到邮电局排队不可，交上押金，接线员给你接通电话，然后说几分钟，人民币就刷刷刷地流走了，比电报还要昂贵得多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中西部县仍使用摇把电话

我上大学那年，因为不懂事，就让我的姐夫破费打了一次长途。

1989年我参加高考，考试成绩很好，为保险起见我第一志愿填报了兰州大学，自认为被录取绝无问题。可是到了8月底还见不到通知书，我着急了，连忙坐农用车赶到县城，去找我中学的老师。老师一见到我，就责怪我怎么坐得住。原来早就录取我的兰州大学担心乡村邮政所误事，把录取通知书寄到我的中学。而中学老师无法及时通知我，只好守株待兔等着我去找他。——想想真是后怕，当时的通信方式几乎耽误我那年上大学。

拿上通知书，我匆匆忙忙回乡办理户口、粮食迁移手续，置办行李，家里本来打算摆酒大宴宾客也省却了。等我一个人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赶到兰大时，得知我是班上最后一个报道的，新生入校教育已经结束，大学的班主任也在翘首等着我。

进了大学，我顿时觉得天广地阔，早把父亲对我的叮嘱“到学校马上拍电报报平安”忘到九天云外，而是写了一封平信回家。我长得瘦弱矮小，又是独自第一次出远门，在家中望穿秋水等不到电报的父母着急得几乎吐血，于是命令我的姐夫去县城邮电局，挂长途到录取我的兰大中文系办公室，得知我已报到，久悬的心才落地。

刚进大学，我除了学习，业余时间主要用来写信，给父母写信，给舅舅和哥哥写信，给高中同学写信……同学中谁收到的书信多，则被视为人缘好，善交际。交笔友，在那时是一件时髦的事情，而一个人如果有文采字又写得漂亮，则比较容易吸引异性笔友。——现在回想起来我大学时练字甚勤，和这不无关系，因为我知道自己长相、个头实在太寒碜。前几年我们大学几位同班同学聚会，我问有谁记得我们班的信箱？只有我和另一位分管班上信件收发的同学还记得：兰州大学1069信箱。

民国时代的家书

到了大四，我面临着就业。彼时打长途依然是一种奢侈消费，但省一级厅委办局已经有可以直拨的长途电话了。从大四上学期开始，一些单位开始陆陆续续发函来学校要毕业生。我们班主任把这些信息统一掌握，然后分批在班上宣读，让同学们向他申请想去的单位，自然北京、上海和广东的用人单位最吸引人。班主任当时太实诚，连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也一并念出来了，我多了个心眼，把那些电话悄悄地记下。我记得前来要人的北京某国营大企业，有一位1992届管理系的师兄分在那儿，他在校学生会时曾是我的“上司”。于是一个晚上，我跑到前一年分到省文化厅的一位师兄那里，借用他办公室的长途电话，拨通那家企业人事部的电话。真是太巧了，我那位师兄正好分配在人事部。于是啥也不用说了，那家企业的人事部再给学校来一封函，指名道姓要我。——就凭着一个不花钱的长途电话，我来到了北京。我的班主任对我“暗度陈仓”的行为很是不爽，以后来的用人单位信息，他在班上宣读时皆将联系电话隐去。

我在北京工作的前几年，和父母沟通的方式主要还是书信，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大约1999年。老家的电讯业那几年迅猛发展，农村也开始安程控电话了，因为我们兄弟三人在外省，于是父母花重金（似乎当时要3000元）装了一部程控电话，从此，我们兄弟和家中的联系就告别了书信。在故乡那个自然村，我家是第一个装电话的，于是我家成了整个村子父老乡亲与外面读书、打工子女的联络点。我打电话回家，总是遇到占线，后来一问缘由，必是某某叔叔接到外地打工的儿子或女儿的电话，一说就是半小时。

老家通了电话，与父母沟通方便了，但也带来遗憾。有一年春节，父亲对我说，怎么有了电话，你们兄弟再也不给我写信了？写信多好呀，我可以在没事时拿出来多读几次。电话里讲完就完了，什么也留不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