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我从福建到上海，考取刘海粟老师创办的上海美专。开学后的一天，我正在教室，忽然听人说：“关公来了!”抬头一看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笑容可掬地正走过来，老远就向我们点头，十分和蔼可亲。他就是关良老师，和我早几年在良友画报上见到的他的照片一样，似与手握青龙偃月刀，威风凛凛的红脸关公相去甚远。他教我们素描、油画课，对我这个来自乡村的苦学生特别钟爱，常常在课外对我进行辅导，对我的画提意见，甚至动手修改，还常邀我去金神父路花园坊的一家小酒店和我一面喝酒，一面纵谈艺事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我的酒量因此提高， 在艺术上更是受到熏陶。

　　关良老师认为中国人画油画应致力于民族化，以区别洋人，这见解十分深刻，后来我的油画创作中进行民族化的探索是和关老师的启迪分不开的。关老师后来以京剧人物画而蜚声艺坛，这也是他民族化的主张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。他的戏曲人物能够画得那么传神，固然由于他的艺术功力，亦赖于他对生活之深刻体验与观察。他酷爱京剧艺术，能自拉自唱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家里有小孩生病，他出来买药。走到学校宿舍竟自拉自唱忘了买药之事。当时，他家境清贫，薪水不多，然有戏必看，常常因为夜深关了校门，而与同去看戏的学生一道爬墙进校。抗战时，为养家糊口，他不得不售画以贴补家用，然而他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，这些画是画得十分认真的。

　　关老师是卓有贡献的艺术大师。1957年春，他在北京举办个展，影响极大。有一天郭老(郭沫若)参观展览，拉着关老师的手一幅一幅看得十分仔细认真，说“关良就是关良派”，并说关良的画有的看不懂，这正是他高明之处，“画都懂就坏了”。郭老临走前还买了关良老师几幅画，是由我挑选的。随后，画展在天津举行，我画了几十张海报。画一黑脸戏曲人物脸谱，在黑胡须上写“关良教授画展”贴于天津各闹市区。画展很成功，反应热烈。但也惹了一点小麻烦。有关单位派人来说，这样的广告贴在墙上，有碍市容云云，关老师却拍着我的肩头表示满意。后领导举行座谈会他竟郑重其事地说;“感谢李主任。”当时我是河北师院美术系主任，他不善辞令，天性率真而不善应酬，故出此语，其艺术家之真诚于兹可见。

　　1961年，时值困难时期，我得以有机会去上海，在关老师家住了半个多月，我们每天都谈到深夜。他见我的画箱坏了，亲自为我修理，我见他钉钉敲敲，深受感动，临分别时，他突然要我为他刻章，师母责怪他为什么不早提出偏是快上火车了才提出，关老师笑着回答：“这才叫急就章嘛!”他还是那么率真!当然，我只有欣然应命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（编辑：崔宝）